姓核还是姓电、自主还是引进，二代还是三代，纠结了30年的中国核电业，并不会因为邻国的一场核危机就豁然开朗、前嫌尽弃，而中国核电业“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的被动局面能否改变，目前也只能打个问号

《财经》记者 马克 李红兵 李晨蕾 实习生 朱玥

　　日本近海3月的一场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把中国核电业淤积30年的矛盾纷争震出了水面。

　　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支持者备感振奋，在他们看来，日本核危机证明了采取“非能动安全设计”的三代技术在安全性上的优势。二代技术支持者则急于同福岛核电站撇清关系，称中国核电站均使用成熟先进的改进型二代压水堆技术（下称二代加），和福岛核电站出事的早期沸水堆技术有本质区别。

　　3月16日国务院出台四项决定后，整个中国核电业都感到忧虑。巧合的是，《求是》杂志在同一天刊发了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称国核技）董事长王炳华的文章——“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第二天，这篇文章的未删节版在中国能源报、中国电力报发表。

　　国核技是国务院指定的引进、消化、吸收美国西屋公司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主体，并承担第三代核电技术自主化的任务。放在平时，王炳华的这篇文章定会引来反驳，但此时此刻，继续发展核电却是全行业的利益。

　　这样的时候并不多见。30年来，中国核电界更多的不是协作，而是纷争。

　　中国核电工业在上世纪70年代初起步。在当时的封闭环境下，走的是自力更生的道路。改革开放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主张占了上风。在“技贸结合”与“技贸脱钩”的争论中，鉴于中国严重缺电的现实，后者又占了上风。“九五”（1996年－2000年）期间，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核电建设高潮。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从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引进了三种二代技术堆型，并在法国堆型的基础上改进出两种堆型（二代加）。这样，11台建成和在建核电机组中，除秦山一期30万千瓦机组为自主设计，其余10台均为引进技术。

　　第一轮引进，中国核电机组形成了法国主导下的多国部队格局，而一直走法国技术路线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下称中广核）也随之崛起，打破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核）对中国核电工业的垄断。

　　这期间，水电部、核工业部、机械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多个部委均介入过核电发展，而中央高层对核电发展的管理主导权、技术路线、发展方式、发展速度等也几经反复。

　　2003年10月，全国核电建设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为摆脱“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的被动局面，会议提出，要采用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确保核电自主化各项目标的实现。

　　经过漫长讨论，中央决定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又经过漫长的招标、评标，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AP1000技术战胜法国阿海珐公司的EPR技术而中标。紧接着，国务院决定成立国核技。

　　中国核电工业迎来了第二个建设高潮。从2007年8月到2010年12月，三年多时间里，中国共开工建设26台核电机组。而此前近八年时间里，只开工建设了4台机组。

　　但是，中国核电技术路线却未如决策者当初希望的那样走向统一。在新开工的26台机组里，AP1000只有4台，二代加20台，在投标中落败的EPR也有两台开建。

　　在企业层面，随着国核技的成立，两强相争，变成了三国演义。

　　这一格局，因日本核危机而受到舆论关注，但并不会因日本核危机而发生改变。

　　中国核电工业还会继续纠结下去，是在纠结中拉大与世界核电强国的差距，还是在乱局中理出一条路来迎头赶上，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

　　中国核电水平如何

　　中国核电水平到底如何？面对《财经》记者的提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原主任、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张华祝回答：“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

　　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里，有能力独立发展核电工业的，只有中国一家。

　　在核电产业链中，位居下游的是核电业主，即核电站的控股方和运营方。中国的投产及在建核电机组合计41台，其中中广核担任业主的有21台，中核担任业主的有18台，其余2台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下称中电投）担任业主。

　　自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一期30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以来，中国的四座核电站共有13台机组投入运营，迄今安全记录良好，但在核电站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经营效益上尚待提高。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核集团控股的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永江表示，相较国外同行，中国核电站的利润率偏低，管理水平和成本控制能力都还有差距。

　　位居中游的是核蒸汽系统供应商（NSSS），即为核电站业主提供核岛设计及主设备的公司。在核电产业链中，NSSS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美国的西屋电气、通用电气，法国阿海珐，日本的三菱重工、东芝、日立，俄罗斯的ASE，韩国的韩国电力等，均是世界著名的NSSS。

　　中核、中广核均有核岛设计能力。目前，二代加技术是国内主流的核电技术。所谓二代加，即是在法国M310二代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而形成的核电技术。中核和中广核都在二代加技术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中国工程院院士、核物理学家阮可强告诉《财经》记者，无论是中核的CNP650、CNP1000、M310改进型，还是中广核的CPR1000，均是在阿海珐M310堆型上发展而来，这些机型虽然在大部分组件的国产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整体设计技术和一些重大设备（例如主泵）的知识产权依然掌握在法方手中。如果想出口，就必须获得阿海珐授权。

　　李永江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现在是核电大国，但不能说是核电强国，核电强国的标志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自主设计核电站，特别是10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核电站。

　　据他介绍，中核的百万千瓦级二代加机组CP1000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2010年5月已通过专家评审，但尚未通过国家核安全局的安全审查。因此虽然其性价比良好，但无法在国内投产，也无法用于出口。“你自己都不建，别人凭什么相信你？”

　　李永江近来非常关注核电站的出口问题，他认为核电站出口对改善我国外贸结构帮助很大。“出口一座核电站，相当于出口几亿件衣服。一座核电站，两个机组，400亿元人民币，5％的利润，就是20亿元。”

　　据他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也会再建200台以上的核电机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但至少现在，中国尚无缘世界主流核电市场。

　　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乃彦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可称为NSSS（核蒸汽系统供应商）的有三家：中核、中广核、国核技。

　　中广核与国核技因为分别承担EPR和AP1000技术的引进、吸收、创新工程，或可成为三代技术时代的主角，其中国核技成为主导者的可能性更大。

　　而清华大学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下称中核建）合资成立的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核能源）正在研发的高温气冷堆项目也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如获成功，中核能源将有机会成为中国的第四家NSSS。

　　中核集团（前身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和核工业部）长期位居中国核工业的龙头位置，但中核系统出身的钱积惠对中核发展出NSSS的前景却并不看好。钱是中核集团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核一院）的名誉院长和前任院长，该院是中国核潜艇反应堆的设计者。

　　钱积惠向《财经》记者回忆说，2002年他从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任上卸任回国后，就积极推动中核一院向NSSS发展，但受到中核时任总经理康日新压制，中核一院日渐边缘化。

　　他认为，核电三代技术时代一旦成为现实，中国核工业格局也将改变，中核没有可与AP1000和EPR抗衡的技术。“CP1000也只是往三代上靠了靠，还是二代加。现在已经没办法再为二代加说话了，毕竟在技术上确实不如三代。中核错过了主导中国核电产业的最好时机。”

　　在核电产业链上位居中游的另一个主体是核电工程公司（AE）。这方面，中核建、中核、中广核均有很强实力。

　　核电产业链的上游是核电设备制造，分为核岛设备和常规岛设备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主冷却剂循环泵（主泵）、爆破阀、蒸汽发生器等主要部件，后者主要包括汽轮机、发电机等。

　　根据制造的难易程度，业内一般把核电设备分为A1，A2、A3，B、C三大类：A1类是指技术制造难度大，国内现阶段无能力制造，需要全部由外方承担供货责任并进行设计制造的设备；A2、A3类是指制造难度较大，国内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也具备一定生产经验，需要外方提供技术支持或进行技术转让后才能生产的设备；B、C类是指中方已经或者基本能独立制造，可以由中方单独提供的设备。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核电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在二代加核电设备供货领域，除了主泵（主要是主泵轴承和动密封），总体国产化率的程度已接近60％。但在三代技术（主要是AP1000和EPR）和百万功率机组设备供货方面，国产化才刚刚起步。

　　与二代加技术不同，第三代核电技术对核电设备的抗中子辐照能力、热处理和锻造技术、冶金程度控制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超出了二代加的要求。而核岛主泵、百万功率汽轮机和发电机运动部件以及数字化仪表控制系统等关键设备，还主要掌握在美国EMD公司、法国克鲁索公司、日本制钢所（JSW）等核电装备巨头手中。

　　在国核技同西屋签订的AP1000技术转让协议中，包括主泵、爆破阀、数字化仪表控制系统等关键设备，都被列入A1类供货合同，全部由西屋提供。其余设备，主要由国内的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一重集团、二重集团等企业提供。

　　据业内人士介绍，核电站的建造成本主要由建设成本、设备成本、辅助成本三部分组成，其比例构成约为40％、50％、10％。随着人力成本和安全防范措施的不断提高，建设成本和辅助成本下降空间极为有限。要降低核电站的建设成本，主要靠提高核电设备的国产化和自主化水平。

　　但在核电专家们看来，一般核电设备国产化数量的提高并不能带来核电成本的显著下降。原因是，一般核电设备虽然数量多，但制造门槛低，其价值在整个核电装备的采购额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比如一个主泵价值就上亿美元，其数量在整个核电装备中的比重很小，但金额却占了大头。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核电装备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核心装备国产化率的高低。

　　而在这方面，中国同核电强国还差得太远，甚至是小学生和博士生的差别。”国核技专家委员会专家郁祖盛对《财经》记者说。

　　同为国核技专家的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副总工程师汤紫德，或许是中国核电现状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向《财经》记者表示，国内至今没有自行设计、建造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经验，核岛主设备的所谓国产化是“洋拐棍支撑下的国产化”，在关键技术上仍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

　　“核电在中国虽然经历了30多年，但横向比较，却还处于当年起步时的水平。”汤紫德说。

　　“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

　　2009年12月28日，韩国电力公司为首的联合投标团在阿联酋核电项目的竞标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阿海珐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日立公司，获得了阿联酋核电项目的超大订单。

　　韩国方面预计，这项涉及四座核电站的工程，建设订单金额200亿美元，加上长达十年的维护、管理、运营的费用200亿美元，订单总金额将达到400亿美元。

　　在阿联酋中标的是韩国最新型的第三代轻水反应堆APR1400,该反应堆是韩国电力公司在西屋System 80（西屋开发的另一种三代核电技术）基础上研制成功的。

　　业界分析，韩国之所以能在与核电传统强国竞争中胜出，主要原因在于APR1400的性价比。和阿海珐EPR1600相比，APR1400在建设成本和运行费用上都有明显优势，其中建设成本可节省20％，发电燃料费用可节省23％。

　　这四座核电站的设计寿命均为60年，首座电站单位造价为每千瓦1400美元，随后可下降至每千瓦1200美元。

　　在阿联酋的完胜，大大振奋了韩国核电业界。2010年3月10日，韩国又与土耳其签订协议，为其承建两座核电站。

　　如今，韩国已跻身世界核电强国行列，成为继美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六个能够完整出口核电工程的国家。

　　对中国核电界而言，韩国同行的捷报频传，难免让自己脸上无光。中韩两国核电发展几乎同时起步，都试图走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子，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发展核电的基础远比韩国雄厚，但最终的结果，韩国的自主之路走成了，中国还在艰难探索之中。

　　核电站源于核潜艇。按钱积惠的说法：核潜艇反应堆与核电站反应堆堆芯技术基本相同，如同小汽车发动机和大卡车发动机的关系。1971年，中国核潜艇下水。此前一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上海市有关部门已在筹备核电站建设。

　　1985年到1999年，中国大陆共建设六座核电站，11台核电机组，采用了中、法、加、俄的六种机型（详见附表），十余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标准规范，但始终未能发展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核电机组。

　　2003年前后，中国酝酿第二轮核电建设高潮之际，中国核电“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几乎成了国内外业界的共识。

　　反观韩国，其核电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交钥匙工程；80年代的外方总包、国内分包和技术转让；90年代的国内总包、国外分包和技术转让；21世纪初的自主开发创新。

　　在韩国最初引进的九台机组中，出现了美、法、加三国核电技术三足鼎立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开始推行核电站的标准化设计，最终选择了西屋公司的System 80作为设计基础。从1987年到1997年，韩国电力公司对System 80技术进行了十年的消化吸收，终于设计出“韩国标准核电厂”KSNP以及KSNP+，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PR1400轻水反应堆。

　　先引进再自主、先分散再集中，不仅核电产业，在其他产业，后发者追赶先发者的路径也大体如此。

　　道理并不复杂，但在具体执行中，却会因不同的国情而导致效果大相径庭。

　　据汤紫德《核电在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中的记载，1983年初，鉴于当时在发展核电问题上存在着“轻重之争”（轻水堆还是重水堆）、“大小之争”（上大功率核电机组还是小功率核电机组），国家科委、计委和经委召集了来自电力、机械、核工业等部门的近150名资深技术专家在北京回龙观饭店召开会议，深入讨论了核电堆型和单堆功率的选择以及核电技术引进吸收等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这次中国核电史上的著名会议达成了“三统一”：统一了堆型选择，决定采用压水堆（轻水堆中的一种）作为我国未来核电站建设的主要堆型；统一了对单堆功率的选择，决定以发展百万千瓦级机组为主；统一了对引进技术的认识，决定系统引进国外成熟的核电站设计和设备制造技术，通过技贸结合、合作生产与国内科研相结合，快速掌握世界先进的核电技术。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成果并未很好地转化为生产力。不久之后，此前的技术路线之争就被水电部和核工业部的行业主管权之争所替代，随之而来的“转弯子”，深刻影响了中国核电业此后的发展进程。

　　1986年1月，决策层作出了“核电站工作包括建设、生产运行，均由水利水电部移交给核工业部统一管理和经营”的决定。

　　这项决定在当时有其合理性。20余年来，中国在封闭环境下，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了一支制造出“两弹一艇”（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并已在建造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一期30万千瓦机组的核工业队伍。但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周边环境的缓和，军工任务日渐减少，这支队伍面临着流失和解体的危险。将核电纳入核工业部管理，寓军于民、以核养核，不失为一种两全之策。

　　20年后，汤紫德回顾历史，认为这是一个“一步错、步步错”的链式反应。

　　他在《核电在中国》一书中分析道：这次“转弯子”的要点：一是把核电主管部门由能源电力口转到了军工口；二是把发展模式由引进技术、高起点起步，转为立足国内自力更生；三是把机组容量从百万千瓦级退回到60万千瓦级；四是把核电站厂址从苏南迁到秦山。

　　当时，水电部与法、德两国厂商已完成苏南核电站的谈判，外商承诺：通过四台核电机组的建设，逐步向中方转让技术，依次以20％、40％、60％、80％的比例，在中国实现国产化。“转弯子”之后，苏南核电站下马，秦山核电站二期上马。

　　汤紫德认为，这一转向，使核电在中国从体制上脱离了能源电力口，转入了军工管理体系。

　　由此，中国的核电规划、投资、运营管理等，一切都与能源电力市场脱节，背离了核工业军民分离的世界大潮。而当时中国核工业体系内的科研、设计、制造、管理互不衔接，实难担当中国核电发展重任。

　　郁祖盛则认为，这次“转弯子”使中国核电产业错过了学习国外先进核电技术、站在世界核电巨人肩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为主发展核电装备，无异于指望“从石头缝里蹦出孙猴子”。

　　1996年、1997年，核电发展的主导权短暂地回到了国家计委，但是当时中国正值经济调控、能源过剩，建设核电站的必要性大打折扣。很快，1998年机构改革，国家计委核电办相关职能被并入了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自1999年10月至2005年12月，中国六年未新建核电项目。

　　汤紫德认为，中国在发展核电的一系列决策失误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忘记了核电的能源属性，忽略了核能和平利用和军事用途在运营理念和管理体制上的根本差别，从而阻塞了能源电力行业对核电发展的支持，进而在军工口能力不及的情况下，出现了中国核电建设长期以来依赖外商、依赖引进，技术路线不统一、行业标准不统一，自主化、国产化进展迟缓甚至遭到压抑的局面。

　　1988年，核工业部被撤销，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称中核总）成立，1998年，中核总又被拆分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1994年，中广核成立，打破了中核对中国核电业的垄断，中国核电开始迈入商业化运营时代。自此，过去的部门利益之争、技术路线之争，越来越显性化为两大集团的商业利益之争。

　　中核抱怨说，中广核只经营赚钱的核电站，既没有军工体制下的历史包袱，也不承担中国核技术发展的责任。中广核则指责中核利用所掌握的核燃料循环、反应堆设计和涉核的审批权等资源，对中广核处处设卡。

　　2000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广东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立项专门会议上，两大集团终于爆发了一场正面交锋。

　　在这次会议上，中广核提出，为继续积累100万千瓦级核电国产化经验和保存核电技术实力， 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应该尽快立项开工。出席会议的中核集团代表则提出，应该特别重视中核现有的设计和研发力量，“十五”期间新的核电项目应该由中核负责总体设计和核岛设计。

　　对此，中广核坚决反对，并称如果采用中核的设计，“我们不敢搞”，因为“中核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储备”。

　　两大核电巨头的争吵，令时任总理朱基“也很头疼”，他在会后指示：“今后要建核电站，要统一一个标准、统一一个规范去建。”

　　技术之争的背后是利益之争，要统一标准谈何容易。

　　汤紫德告诉《财经》记者，为缓解两大巨头的矛盾，国家相关部门此后在推荐、安排核电项目时可谓谨慎小心，采取“不分先后，平衡推进”的办法，同时推荐中核、中广核同类项目立项。比如，既批准中广核在广东岭澳上一个大亚湾二期“翻版”工程，也批准中核集团在浙江秦山上一个秦山二期“翻版”工程。既批准中广核在广东台山上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自主化依托项目，也批准中核在浙江三门上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自主化依托项目。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并非核电业内人士，但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重大基础产业，并于2006年－2008年，历时两年多，完成了题为“破解中国核电谜局”的课题研究。

　　在路风看来，在工业层次上，由于高度复杂的核电站跨越了部门的传统界限，所以计划体制下的核电发展总是伴随着部门纷争。虽然后来有关核电的几个工业部都被撤销，但沿袭下来的行政性集团公司体制仍然没有改变政企不分的状况。

　　他举例说，中核集团集核电站业主、核岛和常规岛设计研发机构的行政主管、工程和设备的总承包商、国内核燃料和后处理服务的唯一供应商等多重职能于一身，对外不愿他人染指核电，对内压制系统内集成企业的出现和成长，致使中国至今仍然未能出现符合国际标准的NSSS。

　　路风向《财经》记者表示，中核系统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是中国核电技术能力的基础，其主要载体是在开发核潜艇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核动力产品开发平台。

　　经过秦山核电站的实践和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设计的实施，这个产品开发平台已经能够支撑起中国核电发展的大局。但是在引进路线和行政垄断的共同作用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他对相关职能部门也提出了尖锐批评：“中国从来没有在核能方面形成过国家战略，从来没有把发展本国核动力工业纳入核电发展的考虑和规划之中。”

　　路风说，如果不能尽快形成符合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核电工业体制，任何发展战略都将是一纸空文。

　　AP1000之路能否走通

　　2002年后，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阴影，再度驶入快车道，对电力的需求也随之猛增。这年年底，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2866号文件，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核电，并在2020年实现4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

　　200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组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2866号文件作出如下批复：“发展核电，要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不敢再走错一步，不能照顾各种关系。”

　　经过慎重考虑，2003年年中，国务院成立核电自主化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兼任组长，同时决定在山东海阳和广东阳江（后改为浙江三门）分别上马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自主化依托项目，面向全球招标。

　　经过漫长的招标、评标，2006年11月，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AP1000技术战胜法国阿海珐公司的EPR技术而中标（详见本期报道“引进AP1000始末”）。

　　在历经数年的第三代核电技术路线决策过程中，中核和中广核由对手变成了同盟，他们一致认为，第三代核电技术在世界上尚无实际运营的经验，中国没有必要成为“试验场”。而二代核电技术经过改进后，已经具备实际运行经验，其先进性和安全性已经足够。

　　在这场争论中，以郁祖盛等人为代表的“核电六君子”给中央“上书”，力挺三代。郁祖盛等人表示：从世界潮流看，发展第三代核电技术已成必然。世界主流国家正在兴建的核电站，基本都是第三代的，而在役的二代核电站，再过30年以后将全部退役，如果中国再大规模上二代，3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二代核电站集中地，安全性和经济性都难以保证。

　　郁祖盛等人还建议，成立国家核电技术（工程）公司，负责执行技术转让合同，统一引进、消化和吸收第三代核电技术。

　　2004年11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成立并开始主导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招标谈判。2007年5月22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正式成立，并被定位为“实现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工程建设和自主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和研发平台”。

　　“两个儿子都不听话，两边利益都摆不平，只得再生一个儿子来执行于国家决策。”回顾那段往事时，郁祖盛对《财经》记者如此形容。

　　在郁祖盛看来，国务院占国核技的60％的股份，中核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广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分别只占10％的股份，这样既能保证国核技超脱原有两大核电集团的利益，真正按照中央的意图办事，也适当照顾到了两大核电集团的利益，达到了最好的利益平衡，是中国核电业一次重要的体制变革。

　　2007年7月，中国引进AP1000的谈判工作结束。此后基于外交考虑，国务院同意中广核继续同法国阿海珐公司合作，引进其第三代核电技术。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强调：引进EPR与引进AP1000有本质不同。前者是购买电容，是法方的交钥匙工程，后者则被国家赋予了消化吸收自主发展的使命。

　　目前，中国已开工建设六台三代核电机组，其中四台为AP1000，两台为EPR。鉴于中国多个产业均出现过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惨痛教训，AP1000引进之后，中国核电能否实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

　　“这一次，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在AP1000的装备引进上一开始就要坚持高起点，尤其是对关键技术、关键部件的研发生产，中方会坚持全程介入，采取从技术图纸到设备成品一揽子引进的方针，并且有明确的国产化时间表。”郁祖盛对《财经》记者说。

　　郁祖盛透露，四台在建AP1000机组中，最早开工的三门1号机组核岛设备的国产化率为30％，十件主要核岛设备，八件由西屋公司提供；而在最晚开工的海阳2号机组中，中方制造的主要设备已达八件，另两件关键设备——主泵和爆破阀门，外方采购和中方自主研发将平行展开，如果届时中方研发取得突破，海阳2号的主要核岛设备将全部实现国产化，在建的四台机组平均国产化率也将达55％。

　　但多位业内专家向《财经》记者指出，基于多种掣肘因素，三代技术的自主化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平坦。

　　配套设备的制造便是掣肘AP1000的因素之一。经过30年发展，核电装备国产化能力已获很大提升，以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和中国一重、二重为核心的核电主设备研制和生产基地已初步形成。但是，这些能力均是基于二代加技术的，三代技术的引进，提高了配套设备的制造标准，对此，国内企业需要花时间适应。

　　多位核电专家均向《财经》记者谈到了目前国内核电装备制造中“报废率高”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很多设备制造企业对新制造标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做到“指哪儿打哪儿”。

　　专家们指出，“决心很大、魄力很大、盲目性也很大”是国内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通病。在一些重型锻件上，还没有将工艺制造标准、设计参数和制作流程完全搞清楚，就匆忙投入生产，因此“能不能成功，完全靠运气”。但一些重型锻件造价动辄上亿，高报废率是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新技术带来的标准提升，还让国内设备制造企业自认为很有把握的产品无法通过验收。比如，硅钢板制造被国内业界公认为水平较高。但即便是按照国内最严格工艺流程生产出的硅钢板，因为附着有0.3mm厚的毛刺，在西屋公司看来，表面仍不够平滑。按西屋的标准，硅钢板上还要涂1mm厚的电镀涂层，而毛刺对于涂层来讲就像一把把小刀，在三代核电站60年的运行周期内，这是很大的潜在威胁。最后这批硅钢板全部报废，美方重新采购，损失全部由中方承担。

　　比配套设备制造能力更棘手的是核岛设计科研力量的分散。

　　世界核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路径。一种以法国和韩国为代表，将科研力量集中于一家国家级研究院内统一进行研究。另一种则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科研力量分散在核岛开发商和电力公司之中，但由于市场化竞争充分，也促进了核电整体水平的提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核物理学家阮可强向《财经》记者表示，在目前中国核电基础和科研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珍贵的资源不宜分散，“法国路线”更符合国情。“要实现核电强国的目标，必须将科研力量整合起来向一个方向使劲。”

　　事实上，在大型压水堆方向上，中国至少存在三支科研力量——中核下属的核动力研究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早在引进AP1000的谈判过程中，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就提出过将全国核电科研力量整编至国家级平台上，统一进行核电研究的方案，但中核集团称自身还有军用核能研究任务，不宜结合。

　　国务院最终确定的方案，是将中核下属的不承担军用任务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即728院、秦山一期30万千瓦机组的设计者）整建制划转至国核技。

　　但阮可强认为，“这只是拉出了一个山头，科研力量反而更分散了。”目前的状态下，国核技虽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攻关主体，但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级技术研发平台。

　　郁祖盛也向《财经》记者透露，早些时候，国核技曾试图邀请中核的科研人员一起研究，“办公室都准备好了，但他们就是不来，老大当惯了，不想听命于人。”

　　国核技只能只身挑起重担：国家要求前四台AP1000机组最迟2015年并网发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机组最迟2017年并网发电。压力之下，国核技科研人员几乎都在“白加黑、六加一”地运转，而国核技董事长王炳华则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强调，“就是砸锅卖铁也必须完成任务。”

　　这样的背景之下，国核技独家消化吸收和自主发展AP1000技术的政策开始松动。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核电业界人士表示，决策层放开这个权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国核技内部对此多有抱怨，称有关方面正在三代技术研究方面搞平衡，没有执行国务院当年的决定，这符合两大集团的利益，但不符合国家利益。

　　国核技方面还向《财经》记者透露，面向AP1000业主中核的技术转让正有序进行，“共有软件260个，文字资料200吨，转让过程完成之后，局势如何发展，那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研发平台绝不会对中核和中广核开放！”

　　如果真的放开AP1000消化吸收和自主发展的权限，那无疑将在“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核电业中再添一笔。从1981年国务院批准秦山一期核电站开工建设至今，中国核电事业30年来一直纠结前行。目前看来，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自主化之路，仍将在争议和纠结中向前延伸。

　　本刊记者王莉萍对此文亦有贡献

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国不能因日本的老旧机组出问题就在发展核电上因噎废食

　　《财经》记者 马克

　　日本核危机之后，中国核电产业何去何从成为各方瞩目焦点。3月25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专栏)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

　　自1999年9月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开始，张国宝主管能源工作逾11年，并于2008年3月出任国家能源局首任局长。今年1月，张国宝从国家发改委卸任。

　　日本福岛核泄漏发生之初，张国宝正在浙江三门核电站考察。3月14日，他与中核集团、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三门核电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对日本福岛核电事故成因、堆型、处置及我国核电装置安全性进行了分析，并向中央有关领导报送了分析报告。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只要技术先进，9级强震下核电站也有安全保障，中国不能因日本的老旧机组出问题就在发展核电上因噎废食。

　　在向《财经》记者介绍这次分析会时，张国宝特别指出，三门核电副总经理缪亚民曾作为国际核电协会(WANO)检查组副组长在福岛检查一个月，有福岛核电站全套图纸。

　　3月23日，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召集专题会议讨论福岛核危机。20余位与会专家达成如下共识：第一，事故原因首先是罕见天灾；第二，出事设备过于老化、存在安全设计缺陷；第三，日方在事故处置中出现失误；第四，中国的在役核电站技术比出事的福岛核电机组已大大改进，新的在建核电站更是采用了非能动的设计思路，安全性是有保证的。

　　张国宝认为，国务院3月16日出台的四项决定非常及时，事实上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强调，核安全是核工业的灵魂，这是十分正确的。中国核电起步不晚，但至今只有13台机组投入运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对发展核电一直十分谨慎。但与此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也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既要安全，也要发展，两者不可偏废。

　　确保安全，高效发展

　　《财经》：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假如核安全规划不出来，产业发展规划也得等着？

　　张国宝：制定核安全规划的任务在福岛核事故前就布置了，国务院还发了个纪要。原来是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现在任务交给了国家核安全局，但国家能源局继续制定核电安全规划。核安全规划到底做多大、涵盖什么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很复杂。规划出来之后，还要征求能源局意见、发改委意见、其他部门的意见，各个部门看法是不是一致？还要上国务院办公会，把这一套流程走完，我估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长期规划报到国务院已经快一年了，当时中央领导就提出要制定核安全规划，等核安全规划出来以后，中长期规划才能定。

　　《财经》：全国有六台核电机组已经拿到了开工许可证，但尚未开工，现在这六台机组是否会受影响？

　　张国宝：会受影响。比如说原来红沿河的5号、6号机，原计划今年一季度至少开工其中一台，但现在看起来停了。2010年开工建设了十台机组，原计划今年要再开工八台到十台，但现在看来，已经批过的这六台也得踏步走了。

　　《财经》：另外14台已经拿到了“路条”(批准进入前期工作)的机组，是不是也得停下来了？

　　张国宝：也得等安全规划工作完了以后才能继续。

　　《财经》：再怎么说，已经开工的28台不会受影响吧？

　　张国宝：从目前国务院四项决定来看，应该是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加强安全，没有颠覆性意见的话，这28台应该是继续的。如有安全问题，则须由职能部门重新审议。

　　《财经》：有一种意见认为，暂停新建的影响不大，因为即使把已开工的28台机组建完，也要好几年。

　　张国宝：这种观点不一定确切。核电站建设周期在五年左右，今年不开工，第六个年头就没有核电投产。另外这几年为促进核电产业，投入了300多亿元以形成设备制造能力，停下来对设备制造企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财经》：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有核电投产？

　　张国宝：核电装机量占发电装机总量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是16%。中国到2010年末，发电装机总量9.5亿千瓦，投入运营的核电装机量1080万千瓦，比例只有1.14%，发电量只占1.9%。现在全世界有443台核电机组在运行，美国104台、法国58台、日本54台，中国才13台。中国的核电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以对煤炭的依赖才这么高。

　　《财经》：国务院针对核电作出了四项决定，如何理解这四项决定的基调？

　　张国宝：我认为基调就是重视安全，这是中央历来的态度，就是把核安全放在核文化的首位，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十分正确的，其实历届政府都强调，核安全是整个核工业的灵魂和核心。中国核电在起步阶段就碰上了1979年的三里岛事故，接着又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两起核事故在中国的核电建设进程中影响是非常大的。

　　要不要搞核电，要搞多快，国内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十五”计划使用的措辞是适度发展核电。什么叫适度？有人解释说，就是把已经在建的干完。当时在建的核电机组只有四台。所以如果田湾核电站不拖期，按原计划在2004年投产的话，那么从2005年到2009年，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没有新的核电站投产。

　　“十一五”期间，核电发展方针调整为“积极发展”，共开工建设了29台机组，其中两台已于去年底投产。中国的核电装机量，投产的加上在建的，突破了4000万千瓦。

　　“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方针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但是刚刚公布就遇上了日本的核事故，这对中国核电下一步的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在原来的基础上，肯定要缓一缓。但是，安全是为了发展，两者不可偏废，我们不能因日本的老旧机组出问题就在发展核电上因噎废食。

　　核电审批是否过多过快

　　《财经》：现在国内舆论普遍担心，过去五年中国核电项目审批是否过多过快？同时在建28台机组，在建规模占全世界的40%，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张国宝：任何国家的核电建设都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你看看其他国家核电发展的历史，美国104台核电机组，上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是它的建设高峰，最多的时候，一年同时在建的核电反应堆有61个。法国一共有58个反应堆，它的建设高峰期是上世纪80年代，最多的一年，同时在建28台机组。

　　那么，美国人、法国人30年前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呢？我们对自己就那么没有信心吗？我觉得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人还停留在过去的记忆中，认为中国还很落后，在心灵深处认为中国人一定不如西方人，其实我们在很多领域已经实现赶超了。对中国国力做出正确判断，这对领导人尤为重要。

　　《财经》：很多人都担心，我们的核电人才是非常有限的，建设规模这么大，有限的人才一下子被稀释掉了，而核电站的安全要求、技术要求又非常高，人才方面有隐患吗？

　　张国宝：“十一五”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核电人才的培养，我曾跟上海交大的马德秀书记专门讨论过，从大学工科二年级学生当中，不管原来是哪个专业的，在自愿基础上，允许转到核电专业来。我们现在至少有六所大学有核电专业，这些年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人。

　　在核电企业和科研院所，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双倍配人，比如说一个控制室里6个人值班就行了，但是我们一般都按12个人配，就是为了培养人才。类似的措施，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开始实施了。

　　《财经》：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担心，因为要走相关程序，一般来讲核电站从申请立项到拿到开工许可证要五六年时间，但是过去五年中，有的核电站三年甚至更短时间就获批了。在核电项目审批中存不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项目本来没打算批，但是因为省长、书记挂帅跑项目，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这个项目就被放行了？

　　张国宝：核电站的审批非常严格，不是哪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除了国家能源局和发改委的审批，国家核安全局、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水利部都要出具证明。这么多环节，你要想都买通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一个部门之内，也不是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

　　以国家能源局为例，处长、司长到局长，哪个环节做哪些工作，都有严格的规范，从来没有哪个项目，是我张国宝说批就能批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家能源局审批的核电项目中，没有一个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二代、三代不是非此即彼

　　《财经》：现在核电技术路线的选择上，二代加和三代技术，还有三代技术中的AP1000和EPR，争论还是比较多，您的看法是什么？

　　张国宝：首先， 不管是三代还是二代加，都是压水堆，区别在能动还是非能动。三代技术是1979年三里岛事故以后，美国人研发的。什么叫非能动，就是外界没有动力，也能够自己保护自己。AP1000的设计标准，是事故发生72小时之内，反应堆可以自行处理事故，不会发生堆芯熔化，这些技术是二代所没有的，确实提高了安全性。

　　至于今后是不是都采用AP1000，还是说可以再上一些二代加，这一直有争议。我们之所以决定引进三代，就是希望发挥后发优势，站在一个高起点上往前发展。这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不是哪个领导人的意见。当时全国的专家都集中到北京封闭投票，不是简单的无记名投票，而是每个人都写出自己的意见，并且签名备案，最后绝大多数专家赞成引进AP1000。

　　但是，AP1000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能大规模铺开。过去两年，我们在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开建了四台AP1000机组，三门1号机组将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并网发电。按有关规定，核电站试运行一年之后，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交《最终安全分析报告》和《装料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通过之后，核安全局发放运行许可，同时发改委能源局组织国家验收，待全部通过后，核电站才可投入正式运营。

　　这是不是说，2015年之前，中国就不建核电站了？显然不是。所以还需要上一些二代加机组。我国的二代加是基于M310技术的改进型机组，M310在全世界有近80台在运营，这个毕竟是经过多年运营后证明过的技术，安全性和经济性都有保障。

　　《财经》：有些人批评说二代加上得太多，五年上了26台，浪费了宝贵的厂址资源，是这样吗？

　　张国宝：厂址不是问题。中国已勘察过的可建核电站的厂址，建设容量在2.4亿千瓦左右，现在投产加在建的，一共4177万千瓦。三代最好，二代加都别上，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人家也可以说三代不好，毕竟你还没有拿出来一个完整的三代核电站。

　　《财经》：引进 AP1000既然是中央的决策，为什么后来又要引进EPR？

　　张国宝：因为法国锲而不舍地作工作，国家在外交层面上需要平衡。法国人过去在核电技术上帮了我们很多，所以也要照顾法国一下，而且法国的EPR也是三代，只是走了不同的技术路线。

　　《财经》：AP1000为什么在中国第一个用，这是美国的技术，为什么美国不首先使用？

　　张国宝：美国电力需求的增长率没有中国那么高，而且实际上美国也批准了，今年2月底，奥巴马宣布在美国南部开工一个AP1000核电站，此前北卡罗莱纳州已经开工了一个AP1000机组。

　　《财经》：但是美国是在中国开工一年多之后才开工，美国是不是把中国当成了技术试验场？

　　张国宝：因为中国是第一个建的，试验场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反过来看，我们为什么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发挥后发优势掌握三代核电技术呢？如果美国人不转让技术则另讲，既然他们愿意转让，那何乐而不为呢？根据双方协议，如果中方能做出140万千瓦的机组，那知识产权就是中方的了。这点比法国人要优惠得多。

　　《财经》：引进AP1000是不是打击了中国已有的核电技术队伍，有些专家说，中国现有的核电二代加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本来可以在此基础上向三代升级的，是这样吗？

　　张国宝：关键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堆型没有取得核安全局的许可证。另一方面，有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为什么非要从零开始呢？而且，已经掌握的知识怎么会没有了呢？没有那些知识，怎么去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英雄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国核技”的角色

　　《财经》：中国在决定引进AP1000后，国务院又成立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称国核技)作为三代技术自主化的主体。是否因为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抵制AP1000，才不得不成立国核技？

　　张国宝：国核技是合资公司，国家控股，中电投、中核、中广核都是股东。之所以成立国核技，是国家考虑到中广核一直在用法国人的技术，主要精力放在那里，中核集团又搞了CNP1000，并在建设田湾核电站，田湾是俄罗斯的技术，由中核来接AP1000的话，美方、俄方都有所担心。所以，国核技的成立，关键是中核、中广核有别的业务，而不是什么抵制。

　　《财经》：国核技既无技术背景，又无工程背景，能否担起三代技术自主化的重任？

　　张国宝：第一，AP1000是非能动技术路线，和二代技术的能动路线完全不同。无论谁担纲，都需要重新学习。

　　第二，国核技的人员不是白丁，他们都是有核电背景的，包括董事长王炳华在内，很多人都是从中核、中广核过来的。至于工程背景，国核技不是业主，业主还是那三家——中核、中广核、中电投，国核技只是消化吸收并转让三代技术，同时与美国西屋、绍公司一道负责核岛部分的工程。

　　《财经》：有人对国核技收取技术转让费不满，说它买技术花的是国家的钱，为什么还要赚同行的钱？

　　张国宝：那你说怎么办？白拿？人家就是翻译也是有自己的劳动在里面啊，更不用说消化吸收所付出的辛苦了！况且中核、中广核、中电投在国核技也都有股份。

　　《财经》：国核技将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张国宝：他们想法很多，有自己当业主的打算，但我们希望他们把精力放在技术开发上，消化吸收三代技术并实现自主开发，这是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是国家交给国核技的任务。

如今，IGCC装置高高耸立、安静平稳，但IGCC装置4年的建设过程却仍然激荡人心。

外国公司却步 各方都为宁波工程公司”捏了一把汗”

在福建炼油乙烯一体化项目中，炼油、乙烯、IGCC三大关键线路有一个整体的开工规划， IGCC装置是整个一体化项目的公用工程核心岛，要为整个一体化项目提供蒸汽、氮气、氧气、氢气和电力等，是名副其实的”心脏”，倘若IGCC装置不能早于其他关键线路”供血”，整个一体化项目就”活”不起来。当今全世界IGCC装置不超过10套，IGCC属于高新、高难技术装置。

鉴于IGCC装置处于高难技术领域，在工程招标前，业主希望由经验丰富的外国公司来完成这个项目。但外国公司中标之后，却表示对如期完工力不从心，还提出增加费用的条件。为不影响整个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进程，总部领导果断决策，中国石化自己干。

宁波工程公司知难而不畏难，承担起基础设计的单点责任，并作为EPC总承包商，由西班牙TR和意大利SNAM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支持，来完成这个项目。

工艺先进、流程复杂、产品种类繁多，是这个公用工程岛的特点。如何保障装置生产运行时，这些单元能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按设计参数、生产工艺要求有节律地”跳动”，确保各个单元的”动作”既彼此独立，又和谐一致，是IGCC项目首先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

不仅外方业主多次表示不放心，就连系统内的有关部门、单位也为宁波工程公司”捏了一把汗”。

“福建炼油乙烯IGCC项目最终成功与否，做得好还是坏，将直接确定公司在气化领域的地位和EPC总承包的能力。”面对各方压力、诸多怀疑，宁波工程公司认真论证后，毅然吹响攻占IGCC技术制高点的进军号角，”一切围绕IGCC，一切服务IGCC、一切确保IGCC、一切服从IGCC。掌握这个项目的关键技术，为中国人争气。”

中外技术团队 让办公大楼成为”联合国”

2006年5月，在宁波公司办公大楼里，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各种语言交流的声音此起彼伏。

来自美国、沙特、意大利、西班牙、中国等国的100多位专家组成技术团队，与中国石化南京执行中心的业主代表，展开与IGCC这个世界级难题的较量。

然而，要真正掌握IGCC装置的整合集成技术又谈何容易。

2006年2月，宁波工程公司就各方整理出的21项技术难点，开始IGCC各专业的技术攻关；同年5月，对以美国埃克森美孚为主的业主管理和技术专家一行提出的58条尖锐问题，进行逐一解答。

2007年初，宁波工程公司与美国GSE公司首次在国内采用动态模拟和仿真手段，对整个装置的整体控制设计主控系统和大联锁。同时，还和美国英维思公司合作，运用动态模拟技术，模拟蒸汽系统的20个故障工况，提前做好”故障后”影响消除。

IGCC装置的技术整合，基础设计是核心所在。宁波工程公司成立以工艺、热工、自控专业为主的技术整合课题组。

2007年6月13日，来自国内外十几家公司的顶尖专家，对宁波工程公司所做的IGCC系统整合方案进行详细审查和讨论，最终认为方案是可行的。

除了技术集成 IGCC建设更需要管理集成

一体化项目工程建设不仅要接受中国石化、福建省政府、美国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海外三国四方组成的业主团队的管理，还要受到由SEI、美国ABB鲁姆斯两家公司组成的团队监管。在文化差异、习惯做法上有很多冲突，所有程序都要满足中方和外方严格的质量管理要求、程序，给保证项目施工提出更高要求。

IGCC需要技术集成，管理更需要集成。

“少说多做，不谈条件，不讲困难，赶上进度再说。”宁波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IGCC项目经理孙宏说。

宁波工程公司充分发挥科研、设计、制造、施工、开车服务的一体化业务链优势，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还在物资采购、质量控制、HSE管理等各个环节，用实际行动为IGCC项目追赶进度提供强有力支持。

在项目EPC执行阶段，公司施工及时为设计提供现场”情报”，设计努力为施工赶进度”清障”，采购凭借熟悉设计、施工两边的情况，为追赶进度，积极当上双方的”信使”。

为避免设备材料采购延期和质量风险，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反馈机制，推行框架一揽子采购方式，做到仓储、物料平衡，余料控制在材料采购额的1%之内。宁波工程公司还首次尝试与意大利SNAM公司合作进行联合采购，完全按照国际通行的采购模式进行长周期设备的采买。

项目部针对IGCC大型机组的施工安装，专门成立动设备质量管理小组，抽调专家库专家，到现场监督指导施工安装和调试。由林德公司制造的长周期关键设备–低温铝镁合金冷箱，项目部对其进行100%探伤，并用无油空气、氮气做气压试验，冷箱裸冷检验”零”漏点，创造该设备最好的安装质量控制纪录。

在业主团队组织的3次质量评比中，IGCC项目部均被评为优秀质量管理承包商，在14次HSE考核评比中，11次获得总分第一。

创新的思维，特色的管理，IGCC项目赢得外方业主赞叹。埃克森美孚公司委派的福建联合石化公司副总裁苏励文说：”要把这套管理方法移植到埃克森美孚。”

随着时间推移，工程建设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IGCC装置的面貌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渐渐”丰满”。

在宁波工程公司的不懈努力下，IGCC项目建设在晚开工半年的情况下，后来居上，2009年3月3日率先实现整体中交。

2009年7月22日10时18分，IGCC顺利实现燃料由柴油切换为合成气，燃烧成功，打通装置全流程。

福建炼油乙烯IGCC项目的一次开车成功，为宁波工程公司在气化和绿色能源领域市场空间的拓展、IGCC装置的技术整合集成和工程化建设方面，积攒与国外工程公司比高低、论伯仲的实力。

（奚震）

文章来源；http://enews.sinopecnews.com.cn/shb/html/2009-11/12/content_90641.htm

核电厂仿真项目将用于我国核电厂设计的认证和检查、核电厂优化、核电厂改造的研究与改进、控制系统设计、工程分析、降低核电厂停机时间，还有车间操作员资格认证、操作员的培训与效率的改进。在核电厂的建设阶段，测试控制策略、确定控制系统的显示和布局、验证逻辑控制和紧急停机逻辑，以确保核电厂的按时启动。试车完成之后，增加核电厂的有效性，优化核电厂的性能以延长设备的寿命，帮助工作人员了解在各种工况下的操作。

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华辉公司已经建成了国内第一家全范围高清晰核电仿真实验室,能够进行基本的仿真试验以及人员培训。核电厂仿真项目的展开，将大大提高我国核电自主化建设的能力。

备注 ：GSE Systems, Inc.公司为美国纽约上市公司，其实时高精度仿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可以向核电厂、化学燃料电厂以及化学、石化工业提供仿真、培训方案和服务。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车间监控、信号分析监控与优化软件。

文章来源：http://www.zhhuahui.com/new_show.asp?m=%B9%AB%CB%BE%D0%C2%CE%C5&id=107

原始发布日期: 2008-10-22

文章来源：http://www.scten.com/info/viewInfo?type=highTech&reference=4b2f1ce417141e6901171a933120027d

原始发布日期：2007-12-28

三门核电模拟机合同是核岛合同的一部分，作为 AP1000 项目重要节点，首台模拟机必须在项目启动的第 53 个月可用。根据核岛合同规定，项目总体进度以及模拟机开发计划，三门核电模拟机团队将在美国 GSE 公司总部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课堂培训以及岗位培训（ OJT ）。为确保模拟机开发进度和质量，模拟机团队将根据模拟机初步设计，详细设计以及测试等各阶段的工作计划和任务安排，分为两组监督 GSE 公司执行模拟机设计、建造以及测试的全过程，确保首堆模拟机在项目启动的第 53 个月可用，并为以后运行好维护好模拟机打下技术基础。

GSE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北美，亚洲和欧洲设有多个办事处。作为西屋公司的子承包商， GSE 公司是一家全球范围的提供实时高质量仿真，有着丰富经验的软件科技公司，公司为核电，火电厂，化工以及政府和美国军方提供仿真和培训教育方案。

模拟机第一小组于 2008 年 6 月 10 号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经芝加哥转机后飞往华盛顿，比较顺利的到达目的地巴尔的摩。相比于第一小组，第二小组的行程就略显不顺，因为美联航的飞机晚点 3.5 个小时起飞，我们到达芝加哥已是晚上九点，通过移民官的审查已经是晚上 10 点了，此时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已经没有了，还好美联航免费给我们提供了宾馆住宿并将机票改签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我们于次日下午 1 点到达巴尔的摩成功和第一小组会师，这一路的行程还是比较辛苦的。鉴于第二小组的以上经历，建议后续赴美出差的领导同事在出发前先致电浦东机场，弄清楚班机起飞和到达的具体时间，妥善安排好接机等事宜，这样在遇到飞机延误等事件时就可以从容应对，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

我们的项目六人小组各有分工，根据各自专业背景分别交叉负责系统分析，建模，模拟机与 DCS 接口通讯测试，一回路物理热工，电气。确保每个任务都有两个人负责，既可以互相学习补充又可以互为人员备份。

课堂培训分为软件培训，教练员站以及硬件培训三个部分。

软件培训包括模拟机概述， SimExec （模拟测试）， CMS （模拟机配置管理系统）， J-Logic and J-control( 逻辑和控制 ) ， J-electric （电气）， J-flow （流体）， J-Topmeret （流体建模）， IOmap （输入输出对应表）等。

硬件培训包括： Computer complex （计算机系统）， IO systems （输入输出系统） Networking （网络工具）。

教练员站包括： J-Station （教控台）， Simulator configuration （模拟机配置）等。

课堂培训主要采用授课和做练习的形式，首先由老师授课，然后我们自己做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学习，遇到问题马上向老师提问并详细做好笔记。 GSE 的老师有来自非洲的 Anozie 老师 , 来自伊拉克的 Mohsen Alemzadeh 老师，来自日本的 Reiko 老师，来自美国的 Andrew 老师，中国台湾的王宜恒老师和李逸超老师等。这些老师都是 GSE 公司 AP1000 模拟机项目组的成员也是各个领域内的专家，通常都具有博士以上学位，他们不仅是课堂上的老师也是我们岗位培训的教练，生活中的朋友。感觉美国人在技术上的理念还是相当开放，记得工作了 27 年的王宜恒说过”我们不怕客户学我们的东西，客户了解的越深对我们的产品就会越信任，自然也就有了后续的买卖”，这里面不仅仅透漏出了美国人对于技术的自信更代表了一种开放的商业概念。

每天 7.5 个小时的培训是非常充实的，要学要记的东西太多，而且老师用全英文授课，稍不留神就会跟不上，做好笔记和学习小结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公司关于加快团队学习尽快提高能力的要求，项目小组对于培训采用每日小结制度，在老师结束一天的课程后召开小组会议，每个人都要介绍当天的学习收获并介绍自己记下的重点， 6 个人相互补充，笔记就比较全面了。有了压力，在学习的时候也就有了动力，效果也更好。每周的周报告将学习心得用报告的形式写下来，尽量做到循序渐进，方便日后查看并可以作为后续新进人员的培训参考，一举两得。

美国的环境状况很不错，我们的居所 painters mill 有许多松鼠，每天在地上跑来跑去，树林里的小鹿时不时的出来和你打个照面，感觉就是个天然的森林公园。刚到美国，时差是个巨大的问题，关于倒时差我们的经验是不到困的不行不睡觉，很快就可以倒过来了。

生活小区

文章来源：http://www.smnpc.com.cn/shownews.aspx?id=2902

1 引言
计算机、网络及通信软件是模拟器仿真系统的基本软、硬件平台，是实现仿真的基础。我们按可靠适用的原则架构仿真系统网络，采用标准的通信协议和模块化的程序设计方法设计实时、可靠、灵活的网络通信软件，以满足模拟系统功能和性能的需要。

2 功能
仿真模拟器系统具有综合/组合仿真的功能，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软件是实现系统各项功能的基础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概括起来，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软件的主要功能包括从仿真主计算机Origin2100到教控台图形工作站的Unix （SGI IRIX6.5）计算机间的通讯；从仿真主计算机到辅控台图形工作站的Unix （SGI IRIX6.5）计算机间的通讯；从仿真主计算机到工业PC的Unix与Windows 9x计算机间的通讯；从仿真主计算机到软台屏计算机的Unix与Windows 9x计算机间的通讯；从仿真主计算机到数据库PC的Unix与Windows NT计算机间的通讯；从教控台图形工作站到综合显控台计算机的Unix与Windows NT计算机间的通讯。从辅教控台图形工作站到综合显控台计算机的Unix与Windows NT计算机间的通讯。

3 组成
通讯软件的组成如表1所示。
表1 通讯软件的组成

在上述模块中，每一个模块将包括多个通讯线程：数据的接收线程；发送线程；SOCKET线程；数据处理线程；通讯监控线程。上述线程的工作方式按FIFO（先进先出）方式进行。整个通讯软件的组成如图1所示。

4 软件设计
4.1 网络通信软件的类型
本系统网络通信软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UNIX-UNIX之间的通信，另一种是UNIX-WINDOWS之间的通信。
4.1.1 Unix－Unix
Unix－Unix间的通信是指运行于IRIX操作系统上的US3仿真平台与M/IS软件间的数据通信，US3 将仿真的计算结果等传送给M/IS，供主教控台、辅教控台进行监视，M/IS发送指令信息给US3来控制仿真任务的进程。其实现方式采用共享内存技术，即US3和M/IS间交互的数据全部存放在仿真主机共享内存区，供US3下的仿真进程和M/IS进行访问。M/IS和US3均为GSE公司产品，该功能已由GSE公司实现。
4.1.2 Unix－Windows
Unix和Windows之间的通信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当通信两端分别为仿真主机和工控机时，仿真主机从工控机获得模拟硬台屏的开关和设备的状态等参数，工控机则从仿真主机获得模拟硬台屏显示的变量参数、教控台指令等。它们两者间的通信是核动力仿真通信的主体部分，该通信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的特点，必须可靠地优化设计和实现。
（2）当通信两端分别为仿真主机和模拟软台屏计算机时，仿真主机从软台屏计算机获得模拟软台屏开关和设备的状态等参数，模拟软台屏计算机则从仿真主机获得模拟软台屏显示的变量参数、教控台指令等。在模拟软台屏计算机端，通信程序还需通过动态数据交换机制（DDE）方式和模拟软台屏界面程序进行数据交换，交换媒介为通信点表文件。
（3）当通信两端分别为教控台图形工作站和接口计算机时，教控台图形工作站从接口计算机获得系统指令，并将指令显示给教练员。接口计算机则从教控台图形工作站获得教练员的反馈，两者间的通信是非周期性的和异步的。
4.2 US3仿真平台下的网络通信程序设计考虑
在此以仿真主机端的通信模块与软台屏计算机端的通信模块间的通信为例进行说明。仿真主机与软台屏计算机进行通讯联系，接收仿真所需的数据并写入到公用数据区，同时将公用数据区的数据发送到软台屏计算机。
4.2.1 US3仿真平台下的程序开发
在US3系统下有两种程序开发方式：在US3系统内进行程序开发以及在US3系统外进行程序开发，在本通讯软件中使用US3系统内的程序开发方式，使用开发语言为C语言。US3系统内的程序开发遵循一个固定的程序结构和固定的程序开发模式。
4.2.2 公用数据区（MDD）
公用数据区是由系统所指定的一块特定的内存区域，在系统中运行的所有程序都可以通过这一片内存区域进行数据变量的共享和存储。在公用数据区中的数据又可以分为两种级别：系统级的和用户级的。用户级的数据只有定义该变量的用户才能使用，系统级的变量可以共系统内的每一个用户进行使用。在进行程序开发之前必须先使用MDD命令将程序所需要使用变量添加到共享数据中。
4.2.3 模块说明文件（MSF）
模块说明文件是一个US3系统内的程序的一个文件表格，在表格内包含有每一个程序模块的相关信息，US3系统可以通过该文件来管理系统内存在所有程序模块。与公用数据区类似所有需要在US3系统内运行的程序模块都需要先使用include添加到MSF中。 4.2.4 C语言程序的结构
在US3系统内的程序遵循一个特定的程序结构和编译/执行方式。该程序不同于通常结构的c语言程序，它无须由main()指定一个主程序，添加到模块说明文件（MSF）中的模块名称就是该程序的主程序。程序在开始时必须有一段说明，在说明中使用program描述本程序提供给其他程序调用以及MSF使用的名称，使用global描述在本程序中所需要调用的公用数据区的数据变量，使用module描述在本程序中所需要调用的其他的程序模块的名称，并且必须引用一个与本程序名称相同的函数库文件。
例如：
/*program test */ 程序模块的名称
/*global test1 */ 需要调用的公共变量，一次只能指定一个
/*module test2 */ 需要调用的程序模块的名称
#include “test.h”
void test()
{ … }
4.2.5 执行程序模块
程序有两种执行方式：由ISD将程序激活，此时程序的执行方式为互交执行方式（IEXEC）。由MST激活执行，此时运行的程序为实时运行方式（RTEXEC）。在这种运行方式下，程序由实时控制器进行管理，按照预先约定的执行频率进行重复的执行，管理器分配给程序一定数量的cpu时间片，程序必须在该时间以内完成，如果超时程序将被系统中断。 4.2.6 程序功能的实现
在仿真主机端，利用BSD SOCKET API建立服务端Socket并绑定服务器IP地址和通信端口，侦听通信请求，在软台屏客户计算机端利用WINSOCK API建立客户端Socket，并向服务器端发起通信请求。服务器端收到通信请求后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将有关仿真数据写入到相应的公用数据区中，然后，逐个扫描公用数据区的数据，将需要发送的数据合并后，再传给软台屏计算机处理。

5 关键技术
（1）本仿真系统的计算机系统是一个由SGI计算机和PC组成的计算机系统，其中操作系统UNIX （SGI IRIX6.5）、Windows NT、Windows9x，针对这样一个由异种机组成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要采用适用的通讯协议来实现整个网络的数据通讯。
（2）由于仿真运行平台中使用了GSE的US3、MIS软件，而US3、MIS本身是一个非开放式商业软件，要在这样一个业已封装好的软件中实现与其它计算机的通讯，必须掌握US3 、MIS的通讯机理。
（3）由于软台屏计算机中使用了INTOUCH软件开发的软台屏界面，INTOUCH软件规定了软台屏界面与相应通讯模块的通讯方式是动态数据交换机制（DDE），中间连接媒介为通讯点表文件，相应通讯模块的编制必须考虑使用DDE技术。

6 结束语
计算机大型模拟仿真系统具有多平台、多系统、结构复杂的特点，只有满足标准化、模块化和通用化特点的网络通讯软件，才能保证整个模拟训练系统的高可靠性和可扩充性，实现仿真系统可以持续升级使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佟震东，余雪丽，陶世群.现代计算机网络教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9.2
[2] 马正午，周德兴.过程可视化组态软件InTouch应用技术（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06 收稿日期：4 月 9 日 修改日期：4 月 28 日
作者介绍：张渊博（1980-），男，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数据库及网络管理。

文章来源：http://www.ahcit.com/lanmuyd.asp?id=3188